石头上种树：矿脉沉寂之后如何重获新生？
09-02-2026 李悦
英国作家、物种拯救者杰拉尔德·达雷尔在《希腊三部曲》中，记录了人类与岩石的荒诞对峙：一家人刚搬到希腊时还幻想着建造花园，然而现实是：在岛屿上日复一日地捡拾石块，很快就让他认清了石灰岩所注定的贫瘠。用捡出的石头来垒成的挡土墙，水分迅速从石缝中流失，新的石头又不断从土壤里翻涌出来——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劳作。
生态修复往往始于这类近乎徒劳的物理对抗。在湖北省黄石矿山国家公园，这种对抗曾是它们的日常：上世纪后半叶的矿山曾是尘土飞扬、天色昏黄之地，而今每年四月，当刺槐进入花期，洁白花絮如云似雪，成为季节性的“刷屏”景观。曾经寸草不生的矿脉，如今被称为“亚洲最大的硬岩复垦林基地”。
这片在网络上破圈、成为春日限定打卡地的刺槐林的身后，是黄石市大冶县的工业转型史：土地被掏空废弃、失去生产价值后，在人类日复一日的修正中，重获新生的故事。
被开采过的土地不过自动愈合
虽然抬头能看见成簇的花穗在风中摇曳，但站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核心景区矿冶大峡谷，工业在土地上撕开的裂口依然清晰可辨：“亚洲第一采坑”形成了东西长2.2公里、宽900米、最大落差达444米的巨型天坑，纵深可以容纳下一座约148层的摩天大楼。其错落嶙峋的断面在日光下肌理分明，犹如大地睁开的眼睛，冷静地注视着一个工业时代的背影。
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从自然造物变为可被提取的资源库，主要出产铜和铁。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管理处主任阎红勇对这里的历史开端给出了极具颠覆性的说法：“三国时期，孙权就曾在这里采掘了第一块铁矿，用作锻造兵器的原材料。他就相当于大冶铁矿历史上的第一任矿长。”
十九世纪末，洋务运动浪潮涌起，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此擘画了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布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构建起三点一线的钢铁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黄石被迅速纳入国家重工业体系之中。1958年，大冶铁矿重建投产，成为武汉钢铁公司（下称“武钢”）的重要矿石基地，大规模机械化开采出现。数据显示，这片土地累计贡献了超过1.17亿吨原矿。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冶铁矿的东露天采场 图片：采访对象提供
采矿效率显著提高的同时，工业发展贡献着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同时重构了土地。关于露天采场的形成逻辑，阎红勇这样描述：“过去采矿，要先削平三座铁山，再挖出巨大的深坑，每采1吨铁矿石就会有3-5吨的废石产生，产生的3.7亿吨废石，又把过去采矿产生的凹地填成了山”。大量废石被就地翻倒堆存，在矿区周边形成连片的废石场。
随着废石场的规模扩大，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日益突出。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整个废石场寸草不生，鸟兽也不见踪影。起风时，废石场扬尘严重，春季情况尤为突出，当地儿童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频率明显上升；强降雨时，因为缺乏植被固定，废石堆会形成小型泥石流，周边农田被冲毁的情况时有发生，矿山经常面临需要赔偿村民的情况。大冶境内的多条河流和湖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农田和水域还丧失了生产功能。
废石的成分主要是闪长岩和大理岩。作为石材，两者都是很好的石材，其材料本身储热能力强、导热速度慢，有诸多工业用途。但作为废石，它们是天然的热能海绵，白天慢慢吸饱热量，夜间再缓缓释出，将大冶铁矿所在的铁山区变成了一个持续散热的庞大热岛，使这里的气温常年比黄石其他地区高出4-5摄氏度。
当年的矿场旧物 图片：网络图片
“大冶人”的自我说服
阎红勇是黄石人，也是名副其实的“矿二代”。在他成长的年代，“大冶人”等同于一种身份标签，只要家里有人成为大冶铁矿正式职工，就会被羡慕。计划经济时期，效益好的矿山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生活保障、医疗、教育、节日物资一应俱全。“大冶人”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是体面生活和经济保障。
这种身份标签的基础，建立在一座城市被持续开采的前提上。大冶铁矿自1958年重建开采，制造了黄石市“因矿而兴”的腾飞，也承担了随之而来的生态代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黄石是一座标准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采石场、矿山、水泥厂遍布城市边缘甚至腹地，经济增长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环保几乎不在讨论范围内。
阎红勇记得，当时但凡穿了白衬衣穿出去转一圈，晚上回来就会变成黑色，所以几乎没人穿白衣服。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树叶常年覆着一层灰，像被蒙住了一样。经济增长的背面，是一笔长期的生态负债。本地人这样形容自己的城市：“光灰”的黄石。
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矿山资源也接近枯竭。从70年代起到本世纪初，不断有铁矿、铜矿陆续关停。2008年，大冶被列入首批国家资源枯竭城市。据央视网报道，该年黄石市向国务院递交资源枯竭报告，“失去142家矿山企业，相继闭坑22家，关停非金属矿山33家，无法正常生产急待关闭的17家。在现存生产的70家矿山中，14座矿山保有储量在累积探明储量30%以下，50%以上的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不足十年。”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里的矿洞 图片：网络图片
生态污染和经济衰落的现实，让矿山不得不面对修复土地和经济转型的课题。修复的开端始于一个天真的发问：能不能在石头上种树？
阎红勇介绍，开始决定治理矿山生态后，5名懂植物的技术人员长年累月驻扎在废石场，一亩一亩地实验不同的树苗，看哪种植物可以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这一过程大概花了20年的时间，经过了60多次物种筛选实验。1986年，他们发现豆科类的刺槐因其固氮能力强，能在贫瘠中制造营养，且它的根系如神经网络般，可在表土层呈放射状伸展。因此只需要少量的培土，在不需要浇水的情况下，就可以适应废石场的环境，自我生长。
敲定刺槐作为矿山废石堆上的种植对象只是第一步，后续的种植和养护是第二道难关。阎红勇告诉TMRW，大冶铁矿有一支120人的绿化队，在种植刺槐的初期，由于是机械尚未到位的年代，所有的培土都靠作业人员把土装进蛇皮袋，一袋一袋扛上废石山，没有路，就踩着石头爬。
阎红勇形容，绿化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劳作），就（把树）当自己的儿子姑娘一样的，那120个人在那里呵护这些树苗。”种树时，他们用洋镐和铁锹在坚硬的石堆里凿出一个长宽深都达到500毫米的立方体坑，把树苗塞进去，再覆上黄土稳固。废石处理也是类似的做法，石堆锋利，地面不平，长期上下山，脚上被磨出鸡眼是常事。
提到养护，阎红勇说，除了常规的冬季刷白防虫害，为了提高刺槐存活率，绿化队还立下一个近乎偏执的规则：一旦倒了一棵刺槐树，就马上补种两棵。刺槐试种成功后，种树演变为长期行动。每年3、4月，大冶铁矿一万多名职工都会走进废石场，种下新的刺槐。三十年过去，石头上真的长出了树林。
黄石矿山的早期修复是“人与废材的对抗”，到了近些年，矿山复垦的逻辑变成了“以废治废”。驻点黄石的科研工作组把目光放在了泥上：城市湖泊清淤后留下的大量底泥，原本也是难以处理的废弃物，但它的成分可以改善矿山土壤基质。研究人员对这些淤泥进行脱水和改性处理，把泥的含水率降到50%以下，同时用固化剂把其中的重金属锁在基质里，使其便于运输和用于种植。
在布满废石的矿区，科研人员除了采用穴植的方式，还因地制宜地采用沟植的方式：在废石堆中开沟，把处理后的淤泥填进去，再按照草、灌、乔的组合配置植物。
从肩扛蛇皮袋，到用城市淤泥修复矿山，正是这些缓慢、笨重、甚至有些反直觉的努力，让一座曾经只剩下石头的矿山，重新拥有了生命的可能。
矿山职工在复垦基地种树 图片：采访对象提供
一场旷日持久的环境博弈
1960年代，当矿山决定针对热岛、重金属污染等多重环境问题开始治理时，作为全国首家做矿山转型，他们并没有参考案例。黄石默默种树还林，就这样摸索了二十多年。
直到1997年，《新闻联播》报道了大冶铁矿在石头上种树的环境修复举措。这样的新闻在今天或许只是普通的环境报道，但在当时，人们感受很不一样。
“我们武钢一年能够上中央电视台，上一分钟的新闻都不得了，结果这个新闻大概播了3分钟，”阎红勇说。“就是矿山生态修复这一块，国家未来会很重视的。”矿山第一次意识到：这条路，或许走对了。
与此同时，更现实的问题开始逼近。矿采量下降，备采矿料严重不足，一万多名职工不得不开始思考各自的去向。“对不少刚进矿山不久的人来说，几乎是就业即失业，”阎红勇回忆。在他入职的1999年，很多单位还在用电话线连接开会议，而当时的大冶铁矿已经使用上视频会议系统，推动无纸化办公和OA系统。技术更新对于大冶铁矿来说更像是在提前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当矿采逐渐退出舞台，矿山还能以什么方式继续存在？
也是在这一阶段，大冶铁矿对“转型”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矿山不再只是资源被开采的对象，而是一块需要被修复、被尊重、被长期经营的土地。本世纪初，为了快速解决武汉市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问题，曾有专家提出一个极端解决方案：将武汉的污水和生活垃圾，排入大冶铁矿的亚洲第一采坑。以这个采坑的体量计算，理论上可以无忧使用一百年。但这一提议在矿山内部引发了强烈抗议，职工们写了联名信，拒绝让采坑成为城市垃圾与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如此，黄石坚守住了转型的立场，让生命回归自然。2006年2月22日，全国首座铁矿山博物馆在大冶铁矿对外开放；一年后，世界地球日当天，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正式开园。
从牺牲环境的重工业转向绿色经济，从单一开采转向生态与文化并行，是大冶铁矿自己摸索的现实出路。
现在的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图片：网络图片
生态一旦被撬动，生命自会寻找出口
转型之后，绿色经济究竟能不能养活一座矿山，还是矿山不断试图解答的问题。阎红勇提到，2012年起，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开始举办槐花节，没有人预料它会持续多久，更谈不上“打造品牌”的概念。但时间拉长之后，它的香气和景色意外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之一。
槐花粽子、槐花包子开始在节日期间出现，供不应求。“我们自己采的槐花做的大包子，半斤一个，一家三口一餐管够。”阎红勇回忆起今年的槐花节语气很平常，这已经是一件发生很久、被他习惯的事。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槐花林 图片：网络图片
当我问他，有没有哪一刻让他意识到这场修复已经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他提到了矿山里最粗的刺槐，树干直径已经达到20厘米。最初种下的老树，不再像早年被当作“为了复垦而存在的树”，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乔木，站稳在曾经只剩石头的地表上，见证矿山的一切变化。据阎红勇，整个废石场面积约399万平方米，现今已种植刺槐120多万株，植被覆盖率超过90%。
随着环境逐渐稳定，一些并未被列入修复清单的生命意外出现：海棠花、牵牛花，以及零星的草本植物。它们不是被人为引种进来的，而是随着鸟类停留、蜜蜂采蜜，被传播到了这里。生态一旦被撬动，修复不再只是人对自然的单向干预，生命自会寻找入口。
通过持续的绿化复垦，这座从公元226年就开始开采的老矿区，如今成为了一座人流密集的公园。曾经的废石场化为万亩槐花林，“在石头上种树”从一种工程行为，变成了一种可被感知的经验。
但这并不是终点。阎红勇提到，如今来到矿山公园的游客，多数是为了赏花，而不是单纯来看树。这也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方向：让这座国家矿山公园不再只属于春天。长期的刺槐种植改良了原本贫瘠的培土条件，也为更多植物的生长创造了可能。接下来，矿山公园希望实现四季有花，让这片土地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都能被重新使用、重新进入。
从单一复垦树种，到多样生命的自然扩散，这座矿山正在经历的，不只是功能转型，而是在一次次人类的修正中，将生态平衡交还给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