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026 Fang

2025年6月，山西博物院举办了一场名为“气候变化中的文化遗产”的专题展览。比起戏剧化的文化历史，人们透过各类装置和科普展板，看到的是倾斜的古寺屋脊、风化加剧的石窟雕像、和因温湿度剧烈波动而剥落的石壁。

近几年，中国发生过不少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文化遗产被侵蚀或损毁的事件。2021年10月，山西遭遇罕见强降雨，部分地区降水量达到120毫米。官方统计显示，全省近2000处文物不同程度受损，一些古建筑出现结构坍塌、构件开裂等问题。2023年3月，浙江白马镇嵩溪村突遇罕见冰雹天气，多处明清时期遗存被击损。同年夏天，河北多地暴雨，一段“千年古寺被淹，文保人员游泳查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此外，关于降雨模式变化正在影响中国西北的佛教石窟寺的新闻屡见不鲜，甘肃敦煌、张掖等地的壁画，正在经历面层剥落与颜料褪色等加速性退化。

这种情况并非中国独有。在地中海沿岸，一些历史城市已因海平面上升、热浪频发与山洪风险而处于复合气候威胁之下。2024年10月，西班牙瓦伦西亚地区发生严重洪水，多处遗产点位受到影响，包括多座历史教堂、宗教雕像与传统灌溉系统遗迹。2025年，西班牙山火严重威胁世界遗产拉斯梅杜拉斯古罗马采矿遗址。

看似零散的天灾背后，一个清晰的事实逐渐浮现：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无法回避的新变量。风暴、洪水、干旱与极端温度的叠加，使许多历史遗址开始承受此前未曾经历的环境压力。如何在长期变化的自然环境中，让文化遗产形成一种更具韧性的存在，正在持续产生新的讨论。

当这样的讨论被拉近到具体实践层面时，喜马拉雅山下的木斯塘或许可以作为一种参考。发生在这里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修旧如旧，更是一种面对长期环境压力所展开的持续保护尝试。这种尝试植根于当地社会的知识体系与生活方式中，是文化与环境共存的自觉，更是一种根据地方知识、环境变化与社会需求不断做出调整的持续实践。

当信仰与文化发生冲突

尼泊尔安娜普尔纳山脉与道拉吉里山脉以北、卡利-甘达基河谷尽头，有一片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的藏传佛教文化飞地，被称为洛（Glo bo）或木斯塘（Mustang）。这里曾是一个封闭的王国，1992年正式对外开放，2008年废除君主制并正式融入共和国体系。其中，上木斯塘位于跨喜马拉雅山的雨影区，季风送来的湿气在翻越安纳普尔纳和道拉吉里两道屏障后几乎被掩蔽，使得这里常年干燥少雨。

在上木斯塘洛曼塘城中，有一座1472年建成的图布琴寺（Thubchen Lhakhang）。寺庙由木斯塘第三任国王资助修建，是典型的单层矩形萨迦派杜康建筑，内部保存着大量15世纪木斯塘王国佛教壁画。壁画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历史上气候、建筑技术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微妙平衡：高原干燥的气候，为夯土墙体与木结构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提供了环境的保障。

一旦气候模式发生变化，这种脆弱的平衡便随时可能崩解。图布琴寺海拔约3824米，由石、木、泥土建成，屋顶由35根木柱支撑。过去三十年里，寺庙高墙频繁遭受水害：屋顶上形成的冰坝阻挡融雪，融水涌入建筑内部，沿着沟壑冲刷墙体，并在多幅壁画上留下痕迹。此外，木斯塘地区气候变化导致降雪减少、降雨模式异常，使屋顶与墙体的连接处失去了原有的防水功能。雨水渗入土墙后，壁画剥落、霉菌滋生，建筑结构和艺术品同时受到威胁。

1990年代末，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与英国建筑师约翰·桑代（John Sanday）合作，在上木斯塘启动了系统的文化保护计划。最初的工作是对洛曼塘的图布琴寺（Thubchen Gompa）及邻近的赞巴寺（Champa Gompa）进行紧急修复与屋顶加固，同时评估这些古老寺庙及其宝贵壁画的结构状态。随后，项目发起“寺庙与佛塔保护计划”（Gompa and Chhorten Programme），主要针对寺庙建筑结构和壁画保护做相关培训。

从一开始，国际修复团队面临的就不只是物理上的损坏。当文化保护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偏远地区，注定了这场行动不仅是单纯修复艺术品的过程，更是一种在空间和信息稀缺条件下进行的战略规划。封闭、孤立、高海拔，这些对于木斯塘地理位置的文字论述，远远不足以呈现修复团队到达此地的亲身体验。项目负责人路易吉·费耶尼（Luigi Fieni）在一篇对谈中回忆，前往宗姆索姆的小飞机在狂风中颠簸，下飞机后还需骑马三天才能到达目的地。

在技术层面，欧洲的壁画修复方法在木斯塘难以直接应用。修复师发现，部分壁画的颜料层，在湿气和水分蒸发的作用下脱离墙面，像“窗帘”般悬挂在墙面上，这是一种底层泥土和涂层被水分膨胀反复推挤造成的剥落和松动。

墙面脱落，需要专业装置支撑固定，但地势封闭、材料获取困难，迫使团队必须重新发明更为精确的操作方法：装置所需的木材不得不雇佣数百名搬运工，靠人力翻越喜马拉雅运输；其他专业材料直接就地取材重新发明，例如使用蜂窝板或床垫来替换专业材料作为临时支撑。

照明条件也构成了修复工作中一个难以回避的技术限制。壁画修复通常需要稳定而充足的光源，以准确辨认颜料层的状态与细微裂隙。然而在木斯塘，电力供应长期依赖小型发电机，其功率往往难以维持持续长效运转。

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环境的照明系统只得依赖寺院原有的宗教光源——供奉所用的酥油灯。酥油灯燃烧产生的火光虽然能够提供基本照明，却同时释放大量烟雾颗粒。这些微小颗粒会在空气中扩散，并逐渐沉积在壁画的颜料层表面，使原本鲜明的色彩逐渐变暗。为了减少这一影响，修复团队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调整工序安排，使绘画与上漆两个步骤尽量在短时间内连续完成。

在修复理念上，团队与当地社会间同样存在较大差异。以团队遵循的意大利修复传统为准，可逆性（Reversibility）是核心原则，任何现有的修复痕迹都应当确保在未来可以被更好的修复技术所移除。例如，在补色时，团队会首选水彩，而不是壁画原本使用的蓝铜矿或青金石颜料。但在木斯塘居民眼中，寺庙中的神像并不是可以“被实验的艺术对象”，任何裂缝或缺损都可能被理解为不祥征兆。对他们而言，颜料的庄重性远比材料可逆性更加重要。

矛盾延伸至团队与当地文化信仰的认知冲突。修复过程中正常的注浆、清理或加固等常规技术步骤，被当地居民视为对“神”的伤害。他们不懂这些“外来人”为何刺穿他们的神像，英文中所谓的“保护”（Conservation），在木斯塘的语言中，压根没有对应的词汇。

类似的科学知识体系与当地文化冲突，在《神圣生态学》一书中也有记录。生态学家菲克雷特·贝尔凯斯（Fikret Berkes）最初进入加拿大詹姆斯湾地区进行田调时，他很快发现，典型的西方科学训练知识体系并不足以解释当地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多次往返田野后，转折发生了：在协助当地人整理族群内部的狩猎与捕鱼规则时，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本土知识体系。对他而言，这属实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变——理解地方社会，必须首先承认地方知识的存在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调整自己的研究视角。

这种从外来知识走向本土经验的转折，同样出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之中。过去几十年，文化遗产管理的理念已经发生转变，保护工作不再仅针对被保护的对象本身，而是逐渐转向一种“基于价值的遗产管理”方法：文化遗产的意义不仅来自历史与艺术价值，也来自其对当地社会生活、信仰实践以及地方文化中的作用。在这种框架下，生活在遗产地周围的社区、信仰群体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都会对遗产赋予不同的意义。

在木斯塘，这个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修复团队而言，壁画首先是一种需要被保护的艺术遗存；而在当地居民的理解中，它们则是神灵寄托的空间。这种矛盾，促使修复工作的开展必须首先依赖于一系列文化协商机制。

在图布琴寺修复正式开始之前，当地僧侣和村民举行了必要的宗教仪式。仪式的目的，是通过镜子“捕捉神像的灵魂”，使其暂时脱离物质形体。这样一来，修复人员刺穿的就不再是“神”了。

仪式过后，修复团队对壁画进行的“清洁实验”，成为双方建立信任的又一个里程碑。修复团队只对一平方米的壁画进行最基本的清洁，没有重新上色，也没有改变任何图像。他们希望用这种行动向当地人展示自己的目的是帮助修复壁画，并无其他恶意。当尘埃被去除，清晰的神像重新显现时，当地居民逐渐理解了“保护”这一行为的含义。

从朝圣者到守护者

如果说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自然环境与文化信仰因地制宜地结合，那么木斯塘修复值得借鉴的另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让当地社区成为保护实践的一部分。

在木斯塘，一方面，唐卡艺术正面临衰落，保护工作若完全依赖外来专家，不仅成本高昂，也无法维持文化连续性；另一方面，自1992年来，越来越多珞巴人移居加德满都及其他城市，他们的离开，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地文化和经济的真空。

因此，培训当地人成为修复师，既是生计措施，更是一种可持续保护策略。社区本身不再只是遗产的使用者，也是其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护者。

举例来说，在修缮屋顶这件事上，当地珞巴人有自己的技术。这群“泥土炼金术士”，会选用圆木、河石和本地山丘的含盐黏土层层铺设。几场降雨过后，盐分溶解并结晶，材料就会形成天然防水层。过程看似简单，却需要黏土配方、湿度和黏稠度的精确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防水效果。而这种方法，几乎与五百多年前工匠使用的土壤和黏土同源，修复团队希望能在保证建筑质量耐久性的同时，将寺庙修缮与当地文化脉络紧密相连。

在引入本地人参与文保的诸多实践中，修复团队还邀请了来自加德满都谷地的尼尔瓦工匠参与木结构修复。尼尔瓦人长期以建筑、雕刻和绘画技术闻名。早在十五世纪，他们的工匠便活跃于喜马拉雅山南北的多个地区，木斯塘寺庙建造时的许多木构正出自他们之手。在今时今日的修复中，他们的存在确保了传统技艺得以延续。

除了邀请本身掌握专业技术的当地人，修复团队还实施了更广泛和系统的培训计划：邀请当地普通居民学习、参与壁画修复。

培训过程并不轻松。大多数学员是农民，从未接受过艺术或修复训练。由于语言差异，画师在教学中几乎完全依赖重复示范和练习。这样漫长重复的教与学的工程，共招募到一百多位洛巴族人，一面是画师，一面是农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木斯塘的寺庙得以缓慢而稳步地重获新生。

当地的性别传统同样在修复过程中被重新叙述。在木斯塘，女性被认为不宜接触神圣物品，通常只能参与家务。但参与到修复项目中去，既可以走出家庭，又能挣钱，还有女性成员认为这是积德与增长灵性的工作。女性团队从最初的十人逐渐增加到四十五人，几乎与男性数量持平。他们共同恢复图布琴寺，重新成为一个活跃的宗教中心。

让本地人照顾文化遗产，不仅是遗迹破坏后的修复行动，更是在理解文化遗产的脆弱性后，让他们形成意识和行动上的自觉。在木斯塘，日常宗教生活中燃烧的酥油灯、持续的香火以及周期性的法会活动，都会释放烟雾与油脂颗粒，使壁画表面逐渐变暗并积累污染。意识到这点后，僧侣和朝圣者们主动将寺庙内部的酥油灯移至寺院外部，并设置了专门的点灯空间，以减少烟雾对壁画的损坏。

在某种意义上，在木斯塘发生的这场持续性的文化保护行动中，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修复过去”，是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唤起个体对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再把文化遗产保护持续长效地推进下去，这是一种在不同知识和文化体系之间寻找共识的实践。

何为文保完成时

对木斯塘地区而言，更深层的问题依旧来自气候变化本身。

根据尼泊尔官方水文与气象机构（Department of Hydrology and Meteorology）的记录，2009年前，上木斯塘地区的年最大降雨量一直低于200毫米。此后，这一数值持续上升。到2023年，当地记录的最大降雨量已达到331毫米。与此同时，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也指出，喜马拉雅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正在加快，高山冰雪的融化明显增强。

降雨增加、降雪减少以及气温上升，正在改变着这片高原原本干冷稳定的气候结构。

这种变化对于包括寺庙在内的木斯塘传统建筑体系具有直接影响。1999年，学者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 ）在《地门与天门：木斯塘绘画艺术》（Earth Door Sky Door: Paintings of Mustang）中记录了当地寺庙与民居的建筑形态。书中展示的建筑多以泥砖墙体和覆土屋顶为主要结构，并根据山地风口与日照方向进行布局。这些技术反映出一种长期适应干冷气候的建造体系：厚重的泥墙可以保持室内温度，覆土屋顶则能抵御强风与干燥环境。

在这里，建筑并不仅仅承担居住功能。传统房屋所使用的材料、工艺和建造手法，构成了地方文化知识的一部分。当现代材料逐渐取代传统结构时，这些经验也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寺庙建筑作为宗教与社会生活的重要空间，同样难以完全避开这种变化。随着降雨量增加，原本适用于干燥环境的建筑结构开始承受新的压力。

气候变化带来的困难远不止这些。一项针对珞曼唐的社区研究显示，本地降雪逐渐转变为降雨，原有的水循环被打破，使得原本就高度动态的高山地貌更容易产生强烈地表径流，在雨季引发严重的土壤侵蚀和洪水，而在旱季却转化为水源短缺的问题。

变化甚至影响了日常生活。过去，居民部分生活用水来自冬季堆积在泥土屋顶上的积雪。如今，雨水更容易渗入屋顶和墙体，居民取水不得不更多依赖公共水龙头。与此同时，早春降雪损害了燕麦、小麦和大麦等作物，并增加了病害和害虫数量。高海拔牧场的牲畜也因牧草减少、饮水不足和缺乏遮蔽而出现死亡增加的情况。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苹果种植业，也受到气候异常的冲击——花期频繁出现的暴雨降低了果实品质和产量。

木斯塘的经验揭示出地方在气候变化时代的新处境。今日，文化遗产及其价值与自然环境或许已经很难被分别管理。在这种背景下，遗产保护需要从单一的修复逻辑转向一种更综合、整体的适应路径，既与文化遗产的物理保存有关，也涉及社区是否能够在环境变化中维持其原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连续性。从长远来看，真正的挑战不再只是局部损坏，而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持续性与不确定性压力。这样的压力很难仅依靠一次性的技术修复解决。

当我问他，有没有哪一刻让他意识到这场修复已经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他提到了矿山里最粗的刺槐，树干直径已经达到20厘米。最初种下的老树，不再像早年被当作“为了复垦而存在的树”，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乔木，站稳在曾经只剩石头的地表上，见证矿山的一切变化。据阎红勇，整个废石场面积约399万平方米，现今已种植刺槐120多万株，植被覆盖率超过90%。

随着环境逐渐稳定，一些并未被列入修复清单的生命意外出现：海棠花、牵牛花，以及零星的草本植物。它们不是被人为引种进来的，而是随着鸟类停留、蜜蜂采蜜，被传播到了这里。生态一旦被撬动，修复不再只是人对自然的单向干预，生命自会寻找入口。

通过持续的绿化复垦，这座从公元226年就开始开采的老矿区，如今成为了一座人流密集的公园。曾经的废石场化为万亩槐花林，“在石头上种树”从一种工程行为，变成了一种可被感知的经验。

但这并不是终点。阎红勇提到，如今来到矿山公园的游客，多数是为了赏花，而不是单纯来看树。这也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方向：让这座国家矿山公园不再只属于春天。长期的刺槐种植改良了原本贫瘠的培土条件，也为更多植物的生长创造了可能。接下来，矿山公园希望实现四季有花，让这片土地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都能被重新使用、重新进入。

从单一复垦树种，到多样生命的自然扩散，这座矿山正在经历的，不只是功能转型，而是在一次次人类的修正中，将生态平衡交还给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