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4-2026 陈克

图片提供者｜郑涛

2023年，全球有机食品市场规模突破2200亿美元。这个数字背后，是数以亿计的消费者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对地球负责的事：通过支付溢价，购买包装上的绿色认证标志，以此换取某种代表着责任的安慰。

但在当下，这枚标志究竟意味着什么？真正的问题，或许从来就不是土壤里有没有农药，而是土地与生活在它周围的人，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曾被有机农业运动的早期实践者回答。1971年，日本的一批家庭主妇和有机农户共同创立了一种名为“提携”（Teikei）的协作模式，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以信任为纽带，直接建立长期的供应关系。“提携”运动的核心原则之一是：把农夫的脸放在食物上。意思是，食物携带着其生产者的身份、劳动与处境。它能让消费者了解农夫的生活，也让其需求直连生产端，双方共担自然风险，在丰收时共享，歉收时也共同挨过去。这种模式被认为是与CSA（即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精神高度相近的早期实践。

CSA 在1980年代进入北美之后，学界开始讨论一个议题：农场能否成为社区的基础设施？社会学家托马斯·莱森（Thomas Lyson）将这种农场定义为“公民农业”（Civic agriculture），除生产食物之外，它能在特定的地理与社会空间内，重建人与人之间因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断裂的联结。在这个框架中，农场成为一个公共场所，一个让陌生人因为共同依赖同一片土地而重新成为邻居的地方。这也是有机农场在标签与认证之外，真正未被充分探索的身份：一个社群的节点，一片同时生长作物与关系的土地。

大约半年前，我开始了在安徽黟县的旅居，意外地发现，在黟县碧山村的拜年山农场，这样的 “公民农业” 正以朴素的方式被实践着。这片土地曾是碧山村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桑地，随后随着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渐荒芜。2021年，返乡青年郑涛流转了这片三十余亩的坡地，与他的父母一同在这里开始种菜。郑涛认为，这是 “重新开始认识土地”。

近几年，中国发生过不少因为气候变化而导致文化遗产被侵蚀或损毁的事件。2021年10月，山西遭遇罕见强降雨，部分地区降水量达到120毫米。官方统计显示，全省近2000处文物不同程度受损，一些古建筑出现结构坍塌、构件开裂等问题。2023年3月，浙江白马镇嵩溪村突遇罕见冰雹天气，多处明清时期遗存被击损。同年夏天，河北多地暴雨，一段“千年古寺被淹，文保人员游泳查看”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此外，关于降雨模式变化正在影响中国西北的佛教石窟寺的新闻屡见不鲜，甘肃敦煌、张掖等地的壁画，正在经历面层剥落与颜料褪色等加速性退化。

“生产即生活”

这是拜年山有机农场一个普通春天的早晨，郑阿姨六点多就来了，带着饭，中午不回家。春耕播种就是这样，季节到了，人就来了。郑阿姨准备今年在这块地上种下西瓜，要先把地膜全部铺好。再过几天，皖南这一带采茶季就到了，所以要趁茶还没开采，赶紧把西瓜种下。等西瓜长出来，再来翻藤、引蔓。地膜下面不长草，西瓜放在那里也不用动了。

拜年山坐落于安徽省黟县盆地边缘的碧山村。黟县是皖南山区一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县，因徽派建筑与西递、宏村而为外界所知，地形孕育了多样而细腻的物候，茶、笋、豆、薯，随着节气时序轮替。这里山水相依，前些年因为一批艺术家的艺术乡建计划，逐渐成为一个被外界频繁讨论的乡村样本。但在这些叙事之外，村子里更多的是像郑妈妈这样的人，她们世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从未离开，也没有真正被那些关于乡村的宏大叙事所照亮。

“我们承包的这块地，以前是荒废的，是我们开荒种起来的。”郑妈妈说的“我们”是郑涛一家。后来又有一两个阿姨来，从他们手上转包了一小块，但也要服从原则，地不能乱来，不能打农药、施化肥。她们是朋友，“都是我信得过的人，才愿意包出去。”这是拜年山最初的组织逻辑，由一家人共同对一片土地负责的默契，以及向周边邻居自然延伸出去的信任。

郑妈妈很健谈，相对于理念，她更关注事情本身。“有机认证这个标真的挺难拿的。第三方机构隔一段时间就来抽查、化验。”但更难的是日复一日地维持住这个标准，“用除草剂一打，省人工、省力气，轻松得很。可一旦不打，大太阳底下就得出来一茬一茬地手工除草。春天雨水足，草根本除不完。前面还没清干净，后面又长起来了，真是没个头。”

郑妈妈用枯饼作基肥，把做地瓜粉沉淀后的水倒回地里增肥，把笋壳、烂果和花生皮倒在地里堆肥，“盖在地上既能抑制杂草，烂了又变成有机质，一举两得。”杂草翻进地里也是肥，“地里连草都长不出来，那才是真正的坏地。”她们用的种子也是自己留的老品种，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韭菜种了一两年，根蔸太密了，就要全部翻掉、重新分栽。市面上的改良品种、嫁接品种，她不看好，“口感就是差一截，比如西瓜，我们家种的都是有籽的老品种，吃着放心。无籽的，我是不喜欢。”

郑妈妈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干农活，那时候男劳力一天12个工分，妇女10分，她从两分五的工分干起，十三、四岁正式出工，家里姐妹六个，村里的孩子都是这么过来的。农忙季节，学校放支农假，专门去采茶，茶最旺的时候，光靠生产队的社员根本采不完，老师和公社干部都要上山帮忙。就在那时，她学会了看节气、看草的长势来判断地力。

很多农业知识，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经济价值，被印在劣质的农育手册中，没有特别的社会承认，因为它只是这一片山坳气候里的劳动者的口传心授和身体记忆。当有机认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试图为“好的农业”制定可广泛应用的标准时，它同样无法为这种知识颁发证书。

郑涛旧的经验与新的有机标准的冲突，有很清醒的认知。“我们之间最难传递的是那种直觉。比如秋季豆子为什么非得在立秋那天种？下雨为什么要赶着去采豆子？农产品长在树上是不等人的，今天不采明天就老了。这种对时机的把握，是老人家最执着的坚持。” 他不太会种地，在农场建立之初和老农人常有争执。但遇到想尝试的新肥料或新的耕种方式，老人最初不信也会愿意试试，“比如有机肥、土壤改良技术，看到结果了，他们才会慢慢接受。”

前几年，农场与省内农业专家合作，对本土品种碧山萝卜进行土种提纯，建立了规模化的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被列入省级“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但这些制度性荣誉所依托的根基，仍然是郑妈妈这一代人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无法被任何认证所捕捉的土地经验。制度能看见与看不见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拜年山农场内部的张力。

郑妈妈说，她一开始确实不愿意回来。“在农村干了多少年，苦是吃了，效益也看不到。好不容易出来开了个小店，带着孙子，想着往前走、出人头地。结果还是回来了，走了个回头路。” 她对任何来采访的人都这么说，不管是央视还是别的媒体。但她还是回来了。“你自己孩子真正做起来了，你怎么会不来帮他。请外面的人，人家不会真心替你操心的。他毕竟在这里踏踏实实做事，总比有些小孩躺平不干活、在家混日子的要强。支持他干个几年，成功了更好，就算失败也不会亏到哪里去。”

这段话是实用主义的，但背后站着的是另一种逻辑：家的事，是自家人的事，自家人要在一起撑。在中国农村，这种逻辑支撑起了无数个家庭的日常运转。郑涛认为农场的运作方式更像一个大家庭：“我不是纯粹的决策者，我会向老农人反馈销售情况，他们根据订单和种植习惯来制定种植计划。老农人最看重的是‘丰收的景象’，那一刻的胜利是属于他们的；销售的胜利则是整个团队的。”

郑涛和妻子黄晶主要负责销售端，农场已经建立起一套“蔬菜盲盒”体系，通过小红书、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将有机蔬菜直接对接城市家庭，销售网络覆盖江浙沪、广东、深圳、北京、上海、昆明。2023年，农场营收接近百万元，年销售有机绿色蔬菜突破十四万斤。但在郑妈妈那里，这些数字不是她日常生活的单位，她的单位是订单、斤数、今天要发几个箱子。“ 他只管说今天有几个订单、几斤装、有没有特殊要求，一句话交代完，剩下全靠我们这些‘职工’搞定。”

去年豆子没卖好，他们就协商把卖不出去的豆子拿到当地工坊做成豆腐，把花生芝麻做成糕点代加工。农场目前已链接周边约七十八家农户，通过订单收购、代加工等方式，将单体农场延伸为一个区域性的产业协作网络，带动周边每户村民年均增收超过六千元。但这背后的逻辑不是资本扩张，而是郑妈妈说的那种灵活的集体协商：“种、收、卖，出了问题大家一起想，一起换个办法。”

去年七月，收获西瓜的季节，农场举办的“瓜田月下音乐会”，老农人和新农人一起唱歌。郑涛的未来愿景，是让“晒秋”不再是景区的活动，而成为农场的日常：等到收获季节，晒场就是卖场，传统的秋收场景和现代的销售体系结合得更紧密，是可以被参与、被共享的时刻。

但郑妈妈对于这件事的表述，要更日常，也更深刻。她说，一家人都在一起，祖孙三代，女儿家也住在一起，外甥回来了也在这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能一起工作，这比很多家庭已经好太多了。” 她提到有个记者曾问她对儿子做农场的看法，“想一想，现在不是有‘乡村振兴’的说法吗，我儿子在做这个，顺带还能振兴乡村，心里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成就感。这是一个在土地上劳作了一辈子、曾经坚决反对儿子回来种地的女人，最终找到的答案。它代表了一种只在具体的劳动和具体的关系里才能生长出来的东西。郑涛说，他做农场以来找到的最大价值，是“生产即生活”。

“我工作的场景就是我生活的模样，全家人在一起协作。这种真实感让我觉得坚持是有意义的。 ”他说，老农人从这种合作里得到的，是“自豪感和成就感，不单单是乡村需要他们，是整个社会、整个年轻人群体都需要他们的经验。通过我们的参与，激活了他们的这种力量，让他们觉得老有所用，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这两个人，用各自的语言说出了同一件事。当生产和生活不再分裂，劳动不只是换取报酬的手段，一家人可以在同一片土地上各司其职，这已经是一种在当代社会极为稀缺的完整。这种完整是拜年山农场真正的产出，远比那十四万斤有机蔬菜更难被复制，也更难被定价。

一个外来者

初邱是湖南邵阳人。大学毕业后，她在深圳工作三年，又辗转广州、北京、杭州，一路旅居。她和丈夫是大学认识的，毕业之后各自在不同的城市落脚，后来决定放弃固定的居所，以年为单位，在不同的地方认真生活。在北京待过一年，杭州待了六年，现在到了黟县。

初邱工作的时候出差，走马观花去了很多地方，对一个地方的风物感受不到什么，其实很累。旅居和出差的区别，在于是否真的在那里生活，知道菜市场在哪里、雨季有多长，是否有邻居认识自己的孩子。黟县也是旅居中的一站，因为这里的空气和田野，也因为拜年山。

初邱最初知道拜年山是通过蔬菜盲盒。她还在杭州的时候就开始购买，基本上每周买一次，渐渐不够吃了，从四斤加到了八斤。食物先于人，先于地方，成为一种联结的媒介。这也是 CSA 模式最初的设想之一：让城市里的人在看见食物的时候，同时看见生产它的土地和生产它的人。

搬到黟县之后，初邱和先生去拜访了农场。那时候孩子才一岁多，她觉得农场的环境很好，可以带孩子去看不同季节农作物是怎么生长的。她开始频繁去采摘，郑涛不收钱，她过意不去，提出交年费，于是成了农场的第一个会员，后来又成了第一个认领地主。

初邱在杭州期间，长期研究宋代的饮食与文化。她读过《齐民要术》和许多古代农书，后来在向郑妈妈请教种植方法时，发现老人家的经验，与古书里记载的内容高度吻合，“只不过她们讲的更具象，直接告诉你怎么做。” 比如轮种可以让土壤肥力更好，套种可以提高生长效率，还有“深栽葱浅种蒜”。几千年的农业智慧，没有经过任何机构的整理和认证，就这样活在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日常劳作里，随时等着被需要的人来取用。书本上的知识和土地上的知识，在这里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相遇了。

这让初邱对“有机”这个词本身产生了新的疑惑，甚至是疏离。“关于有机这个词，我觉得大家现在讲得有点过度了，贴个标签，是为了让人分辨出来这个东西至少对人体没有危害。但我自己更欣赏的是‘自然’。” 有一点让她印象深刻：农场不用大棚，就让作物自然生长。“长出来的东西可能不好看，上面留着生长过程里遭遇的天气或虫害的痕迹。我现在越来越有感触：自然生长的东西，沉淀出来的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菜味，有甜味。” 她说，万物生长，不只是从土壤里吸收养分，还要从日晒和夜露中汲取，“这是大棚给不了的。” 她用一个更大的比喻来承接这个观察：一个人如果一直生活在过于舒适的环境里，样貌可能很好，但对自然的抵抗能力、对生活挫折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

初邱住在黟县，还为了孩子。她对孩子成长所需要的东西有一套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判断让她无法继续留在城市。“城里吃的这件事会让我们很焦虑，占用大量的心力，再加上我们想让孩子贴近大自然，这两点对我们来讲都很重要。” 她说，她是先找到这个地方，才去备孕的。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玩笑，但背后是一种非常认真的生活规划逻辑：先确定孩子将要生长的土壤，再考虑种下这粒种子。

她从小在农村长大，脚踩过湿软的土地，上初中的时候，早晨起来会坐在窗前看松枝摇曳，刻意去听鸟的叫声。她特别感激一件事：从小她的五感是打开的，父母给她吃的食物是健康的。这让她在思考如何养育孩子的时候，把保护感官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

“我认为一个人的天赋，首先是最基础的那一层，眼耳鼻舌身意，对外界的触感和感受。你哪一块最灵敏，你天然对它最感兴趣，那就是你的天赋。这是上天给你的，AI 再发达也替代不了。 ”她每天风雨无阻带孩子去公园，带他触摸草地树叶，闻花香，看花落。后来有一天，孩子突然拉着她的手说：“妈妈你快来看，这朵花好漂亮。” 然后自己去闻花香。“我觉得这就值了。”

对感官教育的重视，让初邱在农场的研学合作上看到了一种可能。她提出做研学，一方面是从自己孩子出发，另一方面是因为郑涛家里也有孩子，两家孩子差不多大，经常一起玩。研学做的是当季内容，种土豆、种蔬菜，让孩子们参与。他们也与学校合作，做了两期“黄豆的一生”，种植的时候小朋友参与播种，整个生长过程把照片发给老师，到采收的时候再邀请当时种植的孩子回来收获。中间如果孩子想来观察自己种的黄豆，随时可以来。孩子与一粒种子共同经历了它的一生，这种经历在任何课堂里都无法被替代。

初邱印象最深的是周末的家庭研学。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农场，没有提供很完善的工具，比如要去捕蜻蜓，网可能要爸爸临时想办法做。“但就在这个过程里，亲子之间有协作，大家一起去捕蝴蝶，再用器皿去观察，那种感觉很像我小时候在土地上一起奔跑的那种自在。” 她说，他们做的研学不是把孩子丢过去就完了，而是家长一起参与进来，“真正度过一个相对美妙的下午。” 不是娱乐设施带来的兴奋，而是一种更安静的，一家人在土地上共同专注于同一件事的在场感。

后来，农场因为资质暂时还不能支持经营性研学活动，合作暂停。初邱说，如果后续条件成熟，她还是会去支持。她也坦诚，个人的使命重心其实是在宋代食物的研究上，农场的合作对她来说，更像是一种自然生长出来的参与。她做事以年为单位，“来这里是想把孩子养大，至少要上完小学，如果顺利，初高中也可以在这里，等他上完大学，我们再换一个地方。”

她目前在黟县的守拙园景区里经营着自己的宋代食物复原工作室。我们不免谈到商业，她用了一个很直接的判断：“不要觉得抵触，商业其实非常诚实，你通过自己喜欢的东西，用商业的方式去验证它到底可不可行，当别人真正愿意为它买单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不是在自嗨。” 她的客户群体，和拜年山蔬菜盲盒的客户群体有重叠，“都是对生活很讲究的人，尤其是在吃这件事上，他们能吃出来我用的东西是好的、是没有添加的。” 这种"吃得出来"的能力，是感官长期处于真实的饮食环境中才能形成的，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不被工业食品系统持续干扰的生活方式。这又回到了她最初的判断：感官的教育，是一切的基础。

初邱说，郑涛的妻子黄晶，回国后在黟县已经待了十年。前段时间聚餐，还在感慨把人生最好的十年在这里度过，“但我觉得她有了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她说，有朋友过来看到郑妈妈、郑爸爸、郑涛都在农场里，感叹一家人能在一起创造生活很好。“现在很多人出去拼，勉强顾到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父母却顾不了。但你看郑涛他们，父母、姐姐，全家都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互相创造价值。”

然后她说：“这是有机之上更深的一层东西。”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答案

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从社会关系中强行剥离，使之成为可以自由交易的商品。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脱嵌”。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吃的食物从哪里来，不认识生产它的人，不了解它生长的季节，他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断裂了。城市化让人们离开土地，工业化让食物的生产过程变得不可见，平台经济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被算法所中介。这是结构性的处境，让越来越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与真实生活的接触。

有机农业在最初被构想出来的时候，承载过对这种断裂的反抗。但当它被纳入认证体系、被资本市场收编之后，它完成了一次反向的运动：它没有真正弥合这种断裂，而是让“有机”这个词本身完成了一次脱嵌，从一种活的关系，变成另一种可以流通的符号商品。要真正对抗这种断裂，或许需要的不只是更好的认证标准，而是让更多的人与更近的土地，发生更真实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值得讨论的方向：农场的小型化与家庭化。

从一个宏大的制度设计，变成无数个微小的、具体的、在地的实践，人们因为依赖同一片资源而重新形成真实的社群关系。这需要农场足够小，一个家庭可以真正掌握它的运转；需要它足够近，周围的社群可以真实地参与进来；需要它足够简单，一个没有农业背景的人，只要有真实的意愿，就可以开始尝试。

小型农场，尤其是家庭农场，天然地具备这些条件。它的规模足够小，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劳动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关联；它的在地性足够强，使得周边社群可以真实地介入它的运转。拜年山形成的区域性协作网络，这不是一种扩张，而是一种辐射，以农场为节点，让周围的家庭也进入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

在讨论食物系统的未来时，可以同时关注如何降低小型家庭农场的建立门槛，让更多的普通家庭拥有与一片土地联结的能力。这意味着简化土地流转的行政程序，为小农提供真正可及的技术支持，并且在城市边缘和乡村社区，为家庭农场的实践保留足够的空间和政策弹性。

这当然不容易。当被问到如果有年轻人想复制这种模式，他会提醒对方面对什么困难时，郑涛没有给出任何鼓励性的话语。“困难太多了！你要面对邻居家的鸡鸭牛羊跑来吃菜，面对繁琐的土地政策。如果你只是想躲起来避世，我劝你别来；如果你有天生的斗志，那这里其乐无穷。首先要确定你是真的热爱土地，还是只喜欢它看起来美好的样子。”

他也期待这段话能解除对有机农场的浪漫化。近年来，随着城市中产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乡村创业和有机农业在社交媒体上积累了大量美好的叙事，晨雾中的菜地，木桌上的土陶碗，孩子们在麦田里奔跑。这些图像只能呈现事情的一个短小的截面，也是最容易被消费的那个截面。它们没有呈现大太阳底下一茬一茬除不完的草、豆子没卖好时的焦虑，还有郑妈妈从小干农活的所积累的身体磨损。

但郑涛指向的不是“不要去做”，而是“要清楚自己为什么做”。小型家庭农场的推广不是为了制造一批带着逃离心态的田园隐士，而是要让真正愿意在土地上扎根的人，有更低的门槛、更多的支持、更真实的社群可以依靠。

初邱对这个问题有着类似的直觉。当她和先生决定来黟县，他们不是把它当成一次延长版的旅行，而是知道至少要在这里待到孩子上完小学。这种在时间上的奢侈投入，与那种希望快速复制成功经验的创业逻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时间观。

有机的方法：根，向下生长

气候危机的根本，是人类长期透支自然系统，把土地、水、大气层当作可以无限取用的资源，而不加以维护，这在农业领域有着最为直接的体现。有机农业在这个背景下被寄予厚望，但仅仅在技术标准层面改变生产方式，并不足以真正改变这种透支的关系。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性质，从一种提取关系，变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往往是从边缘到中心地发生着，从一个人决定把自己的生活和一片地的命运绑在一起开始。

健康的土地是有生命的，农业的任务是维护而不是耗尽这种能力。一片土地的健康，和生活在它周围的人的关系的健康，不是两件独立的事情。有机农业在走进制度体系之后，把这两个面向切割开来，只保留了可以被测量的那一面。而拜年山，以一种朴素而顽固的方式，坚持着把它们放在一起。

郑涛把这件事叫做“生产即生活”；郑妈妈把这件事叫做“苦是苦，但吃的东西放心”；初邱把这件事叫做“有机之上更深的一层东西”。三个人，三种表述，指向的是同一种信念：真正的有机，不是一个可以被贴在包装上的标签，而是一种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质量。这种质量，无法被认证、购买、复制，它只能在具体的劳动里、季节里、家庭和社群关系里，一点一点地生长出来。

如果有机要成为一种真正的方法，它的方向不是向上，不是更完善的标准，更大的市场，更精密的认证体系，而是向下。向下扎进土里，扎进具体的家庭关系里，扎进一个个小到足以被真实感知的社群里。就像植物的根，不是为了占据更大的地表面积，而是为了找到水，找到养分，找到让自己真正活着的东西。

碧山村的拜年山坡地，从一片蚕桑基地，被遗忘为荒地，如今是一个有机农场。土地本身没有变，但与土地发生关系的人，以及这些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数次。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局部的，经历过矛盾和失败。也是真实的，是向下的。它提供的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方向：有机，可以不只是土壤里没有农药，而是人们愿意为一片土地负责、愿意在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的那种关系。当这种关系足够真实持久，两种生长才真正同时开始，一种在土里，一种在人与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