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26 陆莹

当冰川悄然融化、持续地后退，当稻田在高温和干旱中开裂，当洪水反复淹没村庄，当凭借个人的力量难以抵抗影响极大的气候变化。摄影师举起的摄像机、照相机，在时间中成为气候变化影响（Climate Change Impacts）见证者。影像帮助人抵抗遗忘，也抵抗我们对异常逐渐习以为常的能力。通过影像，气候变化不再只是数据、模型或远方的极地景象，而是成为正在发生的生活现场。

在许多受气候影响最直接的地方，人们并不会使用“气候变化（影响）”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处境。他们更常说的是“天气不对了”“老天爷变了”。通过长时间的记录，摄影使让他们的生活状态被看见、被理解。

在「倔强地图」气候行动主题展览上，摄影师、艺术家对这个议题做出了不同角度的创作，他们记录气候灾害的现场、记录人的故事、展现人的无力和努力。

面对气候变化，许多创作者逐渐意识到，真正需要被对抗的，或许不是单一的灾害事件，而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理解。摄影通过不同的形式不断提醒我们，被气候变化加剧的灾害不仅是人类行为导致的地球物理变化局部体现，也是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与文化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摄影创作也许并不能直接给出灾害应对的解决方案，也不提供关于“我们该怎么做”的明确答案，却化解了气候变化议题的宏大，给出了气候变化影响下一幅幅具体的面孔。

纪录片作者赵玉顺拍摄了超过1000个中国村镇。他遭遇干旱、洪水气候灾害发生的现场，视觉的震撼非常直观，他不知不觉间观察、记录“气候变化”的第一现场。赵玉顺说：“（灾民）面对这些事情的状态，用十个字形容：沉默着忧伤，积极地应对。比如我们现在可以花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来谈气候变化，但真的到了地里，跟农民聊的时候，他们可能几句话就结束了。”

另一位创作者摄影师梁莹菲的作品，将镜头对准的是瑞士雪山社区的人们，他们写下的诗句叠映在肖像之上，这是一种挺不同的表达方式。在梁莹菲的视野中，任何时候人的存在和反应是她最有兴趣去表现的话题，另外，拍摄不那么直观的气候变化，她有一种思路：“（气候变化和其影响）很多事情其实是发生在意识层面的，没有办法被直接拍下来的。如果只用纪实摄影去处理，会错过很多重要的表达空间。”

以下，我们通过两位创作者的拍摄经历、创作方式，聊聊气候变化如何从一个抽象议题，变成具体的生活现场，也聊聊，当天气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人们是如何感知、适应，并继续生活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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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开始拍摄气候变化的主题是什么时候，怎样的契机？

赵玉顺：最开始拍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拍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一直拍村镇纪录片，会涉及农民、土地、农作物，还有农村的一些样态，比如出走的劳动力、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之类的选题。在这些内容当中，像天灾、极端天气对村镇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真正开始有明确感受，是从2022年拍摄长江流域那次干旱开始的。干旱非常严重的，当时看到那些田地，给我的冲击很大很直接。因为气温很高，又很久没有下雨，土地已经干裂得非常严重，上出现了很大的裂缝，宽大概有十来厘米，拳头都可以伸进去，深度很深，里面照不进光，我甚至没有办法目测它到底有多深。

从那一年往后，2022、2023、2024，一直到现在，一直在拍各种各样的气象灾害，包括干旱、洪涝。一直到2025年秋天的时候，我才慢慢有一种更明确的感觉。这几年拍了十来集和气象灾害有关的内容，拍得多了之后，加上自己亲身去看、去观察这些天气变化，会发现它的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广西省都安县干涸见底的河道 ©️Zhao Yushun / Greenpeace

以前可能会觉得气候变化是北极、南极的事情，是冰川、北极熊这些遥远的画面。但当看到对自己、对中国人来说非常熟悉的稻田，干裂成那个样子的时候，那种震撼是非常直接的。

梁莹菲：我是在2015年底、2016年初正式开始做摄影记者的，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拍摄跟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作为摄影记者，必须拍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洪水、干旱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就必须要去拍。

我记得我第一次拍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武汉及其周边的洪水。其实像洪水、城市内涝，每年都会发生，所以基本上每年都会拍跟气候变化相关的东西。最开始更多是从工作的角度进入这个主题的。我自己更感兴趣的是，人如何在气候变化中生存。

人的适应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每当我去拍气候变化相关的内容，我更关心的是，人是如何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的。气候的变化一直存在，但每当有暴雨或者干旱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 dramatic （有戏剧性）的时刻，人必须立刻去调整自己，去适应它。

比如在洪水来的时候，有些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即使一楼已经被水淹没了，他们也会选择留在家里，把东西搬到二楼生活。他们的生活形态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出行方式从走路变成划船。有些人会自己制作工具，把门板或者泡沫做成一条船，用来出行。我对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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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你关注/拍摄的气候事件是什么？哪件事令你印象深刻？

赵玉顺：今年（2025年）主要拍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一个是今年春天的大型干旱。2025年，中国北方和南方都出现了干旱。当时我们是自驾，从江苏出发，从江苏拍到安徽、河南，最后又到了广西，做了一集《2025苏皖豫桂大旱纪事》，记录这四个省区的干旱情况。

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台风。今年秋天，有两个非常大的台风登陆广东，对当地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对渔民来说，鱼排、蚝排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对农民来说，甘蔗、香蕉等农作物也损失严重。台风登陆广东之后，又继续向广西移动。到了广西，它不仅带来风，还带来大量降水。在百色一带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因为地貌特殊，水没有办法及时排出去，最终导致村庄出现严重洪涝。很多房屋被淹了二十多天，上百个村庄的一楼全部被水淹没，情况非常严重。

广西省靖西市喀斯特山丘下被积水淹没的房屋 ©️Zhao Yushun / Greenpeace

梁莹菲：今年没有拍相关的题材。可以说我自己的体验，今年7月份在巴黎，刚好遇上欧洲的热浪。那几天我明显感觉到，这座城市几乎是让人待不下去的。巴黎很多地方没有空调，尤其是公交车、地铁这些公共交通系统，它们的空调更像是换气系统，几乎不制冷。在地铁里就像在蒸桑拿一样，是那种非常湿热的状态，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接近五十度。那次热浪只持续了一周，但我会想，如果这种情况变得更常态化、更频繁地发生，这座城市将会面临非常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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莹菲当时是怎么找到瑞士这个雪山社区作为拍摄对象的？当地面临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你是怎么观察到的？

梁莹菲：瑞士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监督系统，在网站上可以查到瑞士所有冰川，以及它们在近一百年内冰川面积的变化。通过这些信息，你很容易知道冰川在哪里，附近有哪些村落。我就是通过这些地点，再由当地组织项目的人，帮我找到了一些住在冰川附近的居民。

从地理上看，我拍摄地的这一带小镇多是沿着阿尔卑斯山脉分布在山谷中，背靠着雪山，在地图上是星星点点的存在。这些小镇并没有完全衰落，仍然有人居住。

旅游业是当地重要的收入来源，那些高端滑雪场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最直观地体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影响。如果你去观察近几年瑞士滑雪场的经营情况，就会发现一些变化，尤其是低纬度的滑雪场，有些已经倒闭。很多滑雪场现在需要依靠造雪机来维持运作。同时，缆车和山体建筑也面临风险，因为冻土层和冰川的不稳定，雪山上的建筑可能发生移位，甚至存在倒塌的可能。

气候变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突然发生的重大事故、气象灾害等，另一种是这种非常细微、长期累积的变化。瑞士这些社区的人，往往只有住在冰川附近，或者长期关注这些变化，才能真正感受到它是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跟雪山社区的居民聊天时我发现，他们的生活和冰川非常紧密。这个项目在展览中只呈现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把冰川的数据、当地居民的家庭相册，以及他们的访谈结合在一起进行对比。我发现他们的家庭相册里出现了大量冰川和雪山的照片。无论是节假日、度假，还是家人聚在一起的合照，背景几乎一定是雪山或冰川。

比如每年圣诞节，他们会去一些度假小屋，这些小屋比他们平时住的家更靠近冰川，可以在山上滑雪，再回到小屋里度假。我使用了一位老奶奶的家庭相册，她的照片从婴儿时期、年轻时、结婚、生子到有孙辈，完整呈现了一个家庭的时间变化。我把这种代际变化和冰川面积不断缩减的数据放在一起展示。

因为单靠照片其实很难直观看到冰川的变化，冰川在缩小，但在画面里并不明显，所以我用数据去强调这一点。这种变化不是立刻发生的灾害，而是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中去理解。

这些变化更多是从他们的讲述中体现出来的。比如有居民提到，后来卖掉了自己的度假小屋，因为滑雪变得越来越困难，雪越来越少，降雪量在持续减少，留着房子也已经滑不了雪了。还有人提到，圣诞节不再一定会下雪，他们会说现在更多是 green christmas（绿色圣诞），而不是 white christmas（白色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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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顺这几年去过很多次气象灾害的现场，那哪个现场你现在觉得令你冲击很大？

赵玉顺：对我冲击最大的是最近一次在百色的拍摄。之前很难想象农村自建房会遭遇这样的情况，两到三层的房子，整个一层被水浸泡了二十多天。等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屋子里因为长期泡水已经滋生了大量蚊虫，甚至开始出现腐臭味，也会让人担心细菌滋生、健康风险等问题。洪水不仅淹没了农田和房屋，也把进村的道路一并淹掉了。村民本来完全想不到自己有一天需要用橡皮艇划船进出村庄，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诞，但它确实发生了。

百色本身就长期面临这样的自然风险。这和它的地理与地质条件密切相关。这里以喀斯特地貌为主，没有地表河流，主要依靠地下河系统来调节水量。雨水多的时候，水会通过溶洞渗入地下，地表留不住水，容易引发干旱；而当降水量过大、地下河满了之后，又没有地表河道把水排走，水会从溶洞返涌出来，形成内涝，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同时，由于喀斯特地区土层稀薄，干旱之后再遇到强降雨，很容易引发滑坡和泥石流。

在这个地方，干旱、洪涝以及滑坡、泥石流，本来就是长期存在，但通常一年可能只集中出现其中一种。但在今年，这三种情况全部发生了。从2024年秋天到2025年春天，是持续性的严重干旱；5月下旬开始出现旱涝急转，暴雨引发滑坡和泥石流；到了9月底、中秋前后，又有两个从广东登陆的台风带来大量降水，最终再次引发洪涝。在极端天气的叠加之下，这个本就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在一年之内经历了干旱、暴雨、滑坡、泥石流和洪涝的连续冲击。

今年我去了百色两次。第一次是七月初，当时遭遇的是一次历史级别的强降雨，这种强度在往年并不多见，强降雨引发了滑坡和泥石流。第二次是十月底，是因为台风带来的洪涝。关于百色的情况，我最初是通过抖音、小红书等自媒体，以及媒体整理的当地村民自拍视频和文字信息了解到的，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看出当地受灾情况非常严重，于是决定前往拍摄。这两次各做了一期，每次大概在当地停留三到四天。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主要是村镇，县城的情况相对好一些。七月份我们到达时，县城因为救援力量更充足，受灾程度没有村镇那么严重，基本还能正常运转。村庄里的居民以老人和孩子为主，如果浸泡严重、周边有亲戚或子女在城里的，大多会被转移出去。但也有一些人选择留下来，比如家里有青壮年，或者暂时没有别的去处。在最严重的阶段，当地政府会安排临时安置点，比如学校、村委会或旅馆，等情况稳定后，村里仍然会有一部分人回去居住。

大多数我们去到的村庄，大约在二十天左右退水。退水之后，居民首先要面对的是财产损失，尤其是家具、电器，比如冰箱、洗衣机、沙发、桌椅等，很多来不及转移的都会受损。之后还需要进行消毒和杀菌处理。

浸泡在积水中二十余天的房屋 ©️Zhao Yushun /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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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气候变化影响有关的影像拍摄，相比于别的题材，最大区别是什么？

赵玉顺：在我看来，气候变化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只是中国，而是处在这个时期的很多国家地区，不管是东南亚、欧美，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气候问题。有些问题是相似的，有些又带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和一些其他社会问题不一样的是，有些问题可能通过采取行动、实施政策，在一个时间段内是可以被解决的，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是会一直存在的。因为气候一直在变化，人就一定要不断地去适应。人始终是在跟天气、跟土地、跟风、跟水、跟这些自然资源和气象条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事情。

梁莹菲：在具体拍摄上，气候变化相关的拍摄也会更困难一些。比如拍摄洪水，要进入一个地方，可能需要先开车，再去找当地的救援队，然后坐他们的船进去。拍完之后，还要再找另外一条船出来，这是一种非常态的拍摄方式。

像2017年拍武汉洪水的时候，我是进到一个小村庄里拍摄的，直接待在当地，和他们一样住在学校里，在教室里睡了一晚。那种状态其实是非常难受的。这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在体验他们的生活，只是我的东西没有被水泡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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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雪山社区，莹菲采用了许多方式去创作，不单单只是拍照纪实，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想到用文字、故事等等不同以往的方式，呈现气候议题。

梁莹菲：当时我发现，气候变化这件事情，会让现实跟很多神话故事里的描述，变成一种“反着来”的情况。神话其实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体现，在古代，它也是一种教化人的工具。

比如说，在那些离冰雪很近的地方，古时候的神话会说，如果你作恶，或者你对人不好，你会受到惩罚。那惩罚的方式可能就是下很大的雪，或者冰川突然塌下来，发生雪崩，把村庄淹没。瑞士就有一个这样的神话：有一位神化身成乞丐到村里乞讨，但大家对他不好，第二天整个村庄就被冰雪淹没了。这可能和当时的小冰期、冰川不断向外延伸的历史有关，那时人们对冰雪是恐惧的。但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村庄面对的是冰川不断后退。

所以我想从神话、从最根源的层面去组织整个创作。最终整个展览呈现出几个结构。一开始是“创世”。北欧神话里有一个冰川巨人，他被神消灭、肢解之后，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了世界万物。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用的是一个巨大的冰川倒影，映在一面破碎的镜子上。第二部分是关于居民的，叫“甜蜜家园”，从神的部分回到现实世界。第三部分，我用了一系列和冰川相关的二手明信片来进行创作。第四个部分叫“英雄”，因为几乎每一个神话故事里都有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但在这个作品中，那个英雄被困在一个很小的屏幕里，一直在大喊，但没有任何人理他，观众也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在我看来，这就像当代的英雄，或者那些试图拯救世界的环保领袖，他们其实是非常无力的。

我的创作方式确实发生过变化。我觉得如果只是局限在摄影的框架里，会错过很多东西。比如我去瑞士的时候是冬天，你根本不可能直接看到冰川后退，也很难看到气候变化对当地的直接影响。很多事情其实是发生在意识层面的，是没有办法被直接拍下来的，但这些素材又确实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我认为，如果只用纪实摄影去处理，是会错过很多重要的表达空间的。

作者邀请朋友们以明信片的形式讲述ta亲历或关心的气候事件 ©️ Liang Ying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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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想问玉顺，你去过的中国农村，有人能了解到，自己遭到到“旱灾”“极端天气”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吗？农村人怎么面对“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

赵玉顺：很多人并不会用“气候变化”这个词来理解自己遭遇的干旱或者极端天气。他们面对这些事情的状态，我后来总结了一下，用十个字形容，就是“沉默着忧伤，积极地应对”。

沉默着忧伤，是因为你跟他们聊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可以花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来谈气候变化，但真的到了地里，跟农民聊的时候，他们可能几句话就结束了。他们会说，老天爷不给你饭吃，你能有什么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要干就干，要旱就旱。因为农业本来就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农民心里是有预期的。

广西省靖西市浸泡在水中的甘蔗地 ©️Zhao Yushun / Greenpeace

只是面对这一切，我暂时也没有看到他们有非常强有力的应对措施。干旱这么严重怎么办？洪涝这么严重怎么办？台风这么强烈地打过来怎么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聊到最后，往往就是几句话，两个人面面相觑，最后归结为“这是天气的问题”。他们不会用“气候变化”这个词，那对他们来说是很学术的。他们更常说的是，这些年天气越来越怪了，或者天气乱套了，老天爷想怎么来，根本不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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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走进这些乡村，你觉得自己是记录者、旁观者，还是某种程度的参与者？

赵玉顺：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其次是传播者的角色。我去的很多村庄都比较偏远，他们其实也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希望外界能知道他们的村庄正在经历什么。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也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不管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各界。对我自己来说，至少，我能让这些真实发生的状况被看到、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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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雪山社区的当地人，对于自己地方所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做的采取哪些行动，有什么你觉得我们可以参考的部分？

梁莹菲：我不觉得有谁真的能做些什么。我看到的一些行动，更多是抗议，比如起诉当地政府没有保护好冰川，或者一些示威行动。在欧洲其实有很多地方会效仿，比如英国有一些年轻人发起每周五罢课，小孩每周五不上课去游行，要求政府认真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很多都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行动，期待在制度层面或者资源分配上带来一些改变。但作为个人来说，我并没有觉得自己能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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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拍摄、创作中，气候题材在什么样的位置，之后你还会继续关注气候题材吗？

赵玉顺：其实，气候变化对我来说不是唯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但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内容。当同样一场气象灾害发生时，城市与农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城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体感差”。我还是会继续关注，因为这些事情其实每年都会发生，只不过现在变得更加反复了。

另外，在看很多关于干旱和洪涝的报道时，经常会看到一种说法，比如“自1961年以来同期最大降水量”或者“同期最少降水量”。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总是以1961年作为一个起点，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中国完整、成体系的气象监测记录，是从1961年开始建立的。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这些灾害真的就是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而是因为在那之前，很多情况是无可查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越来越多被称为“历史级”的现象不断出现时，我会发现它变化的强度和我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

还有想说，我们常常说“要保护地球”，但其实地球并不需要我们保护。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我们自己。

地球在这几十亿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过非常多次从毁灭。冰河纪、冰川纪、小行星撞击，也有过大规模火山喷发、沧海桑田、水位变化，这些从大的尺度上来说都是很常见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甚至可能反而是混乱才是常态，这几千年的相对平稳，反而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地球本身的承受力其实是非常强的。

如果从人类、动植物生命的角度来看，真正脆弱的是我们自己。毕竟、截至目前地球已经发生了五次生物大灭绝。我们现在讲的气候变化、保护生态，其实准确来说是在保护人类自己，保护动植物。

摄影作为一种气候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