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郭贤明：我和亚洲象的三十六年
12-08-2026 王丹妮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与森林的关系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种种变化。人们依赖森林，也强烈地改造着森林；人们曾向森林一味索取，也逐渐开始对森林加以保护，并进而试着让失去的森林重生。当你带着好奇加入一场关于森林修复的讨论——或者说，给一片密不透风的人工林做一场“近自然”的手术——你很快会发现，事情远没有“种下一棵树”那么简单。
这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故事，它牵涉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廊道、管理与保护的现实难题，以及政策与现实之间那些细密的张力。只谈概念，太枯燥；只看宏大叙事，又容易忽略土地上真实的呼吸。这既事关建立人与自然新的连接点，也启发关于人与森林的关系该走向何方的思考。
于是，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联合TMRW推出一线实践者自述专栏——《森林修复手记》。
我们决定把那些隐身于山林、忙碌在聚光灯之外的一线工作者推到台前。他们是在密林里与象群狭路相逢的保护区工作人员，是致力于把理论和野外实验有机结合的生态学者和技术专家，也是带着好奇探究真实世界复杂现实的年轻学子。
在这个追求极致效率与流量的速食时代，他们的工作或许显得有些枯燥与漫长：日复一日地穿行在刺藤、蚊虫与泥泞中，默默缝补着被割裂的森林，耐心等待着大自然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崇焕生机。他们鲜少被记录，总是在默默守护。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是一个旨在唤起人们对于亚洲象和非洲象处境关注的日子。当一个物种备受关注的时候，需要被关注的远不止物种本身。对于野生大象来说，栖息地丧失是在所有大象分布区都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借此推出系列手记的第一篇，请大家跟随主人公的讲述，聚焦亚洲象以及它背后的森林与人。让我们一起思考，面对破碎的森林，象何去何从，人又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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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监测员的无人机悬停在西双版纳勐养的密林上空。镜头里，一头母象的腹部正有规律地起伏——胎儿在里面动了一下。这是当地第一次完整拍到野生亚洲象妊娠晚期的胎动画面。
这头准妈妈，属于"短鼻家族"。五年前，正是这个家族的十几头大象从这片雨林出发，一路北上至昆明。在北移和南返过程中，象群累计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闯进全世界的新闻头条。
这场迁徙，郭贤明从头看到尾。在他看来，种群增长、栖息地变化和象群对人类景观的适应，是推动其活动范围扩展的重要因素。象群自由流动，本就是西双版纳的常态。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亚洲象数量持续增加，而郭贤明也已经在这片雨林里，走过了三十六年。
从1989年加入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到如今以保护区科研所所长的身份退休，郭贤明几乎见证了中国境内野生亚洲象保护的全过程——从种群数量的低谷，到如今接近400头的规模；从人与象之间那条心照不宣的界线，到今天频频登上新闻的"人象冲突"。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亚洲象保护工作面临哪些困境？接下来，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郭贤明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并在实践中寻找解法。如今，他也仍然活跃在一线，致力于推动亚洲象的保护工作。
面对公众时，郭贤明的讲述总是生动且接地气。在他看来，这三十多年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一次次走进林子，一次次被大象推翻原有的判断，再一次次重新出发。种群数量在涨，而困境始终存在，但他还是愿意相信，只要有人不断在林中探寻，答案总会一点点浮出水面。
以下为郭贤明的口述：
我和亚洲象的缘分源于近三十年前的一次偶然。
1989年，我大学毕业，专业是植物保护。当年高考报志愿，能参考的资料少得可怜，我基本上就是看着分数、看着专业名字来选的。"植物保护"听着挺不错，但具体要做什么，我心里其实完全没底。直到入学以后才知道，原来要成天跟昆虫、农药这些东西打交道，跟我想象的完全是两码事。
毕业之后，我被分到了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虽然当时连这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但因为我从小就觉得"保护区"三个字特别神秘，所以想着，能去保护区工作也不错。
1989年8月，我正式上班，两个月不到就参加了第一次培训，培训内容就包括亚洲象调查。也是通过那次培训我才知道，原来我们保护区里有亚洲象。那个年代，知道西双版纳有野生亚洲象的人真不多，基本只有业内一小撮人清楚。外面的人提起西双版纳，想到的是傣族、是泼水节、是热带水果、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但很少有人会把这里和野生大象联系在一起。
1990年初，单位安排给我的任务跟大象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当时的工作内容，一部分是养蝴蝶，一部分是做相关的物种研究，两块工作在同一片区域里做，位置就在三岔河——也就是现在大家都熟悉的野象谷。
我第一次在野外见到真正的亚洲象时，我对它并不了解，也不害怕，只是觉得可爱。中间隔着一条水沟，我在这边，象在那边，直线距离也就二十来米左右。那种兴奋感，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从那以后，我开始慢慢关注亚洲象，不过工作重心真正完全转到亚洲象身上，是2015年的事。中间这些年，我的工作更多的是植物调查。植物调查本来就有很大一块内容跟大象的食物有关，两件事其实一直是连在一起的，只是重心慢慢在挪。跑的样地多了，看的东西多了，慢慢地，我和这片森林里的大象，好像也建立起了某种说不清楚的联系。
因为长年和亚洲象打交道，一些比较活跃的家族，我基本都能认出来。每个家族里通常有那么一头特征明显的象，比如身上有个大鼓包的，我们就叫它"大噜包家族"；牙齿形状特别的，叫"大排牙"；鼻子稍微短一点点的，就是后来大家在新闻里看到的"短鼻家族"。这些名字不是我起的，是长期跟踪监测的同事们，为了方便区分不同家族，根据外貌特征取的，时间长了，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个家族来了，就像小区里熟悉的邻居一样，看一眼身形、听一声吼叫，就知道"哦，是它们又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大象终究是一种体型庞大、有攻击性的野生动物，所以我们几乎不会近距离地接触它们。
我距离亚洲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8年前后。那天晚上我开车从野外回来，山路弯弯绕绕，四周黑得只剩车灯照到的一小片地方。半路上突然有一头象从公路下面跳上了公路，动静很大，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下意识用远光灯照了它一下，照完立刻把灯关掉——不敢刺激它。车停在路中间，那头象离我大概五六十米，我们俩就这么隔着黑夜互相看着，谁也不动，看了好几分钟，它才慢慢转身，走进了山里。
但我一直没有动，我下意识地预想到，大象可能觉得我冒犯了它，会在路边等着我。所以我没有立刻开车，就那么停着，等后面的车、对面来的车都先后经过那个位置，确认没事之后，我才起步，而且是加速通过。但是当我的车开到那个位置时，那头象果然又从山里跳出来，朝着车子扑过来。那一下，车上的同事都惊出一身冷汗。
其实，相关研究表明，大象具有很强的记忆和威胁识别能力。受到刺激后，它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警戒，并作出防御性甚至攻击性反应。如果那天我们的车开得慢一些，后果不堪设想。直到现在，每次聊起来这件事，大家还是会心有余悸。
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大象的行为，一次次地更新着我们对这个物种的认识。
比如，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大象走路特别小心，尤其是独木桥这种窄的地方，它不会走。但有一次我们在野外调查，看到当地灌溉用的水渠上，架着一些方便人通行的水泥桩，桩上竟然留着好几个大象的脚印——它是真的踩着这些桩子走过去的。当然，如果距离更长，它可能就不会冒险了，但至少这种短距离的"独木桥"，对它来说不是问题。这一次彻底颠覆了我过去的理解。
还有坡度。大家普遍觉得大象太笨重，陡坡它上不去、也不愿意上。但在实地观察中，我们发现在30度到40度的坡上，依然能看到大象的足迹。
类似这样的细节，只有长期跟大象打交道才会发现，它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灵活得多，也聪明得多。
除了这些行为上的"意外"，更让我们关注的，是大象这些年在食性和活动范围上的变化。早期研究记录的亚洲象取食植物有100多种。随着调查范围扩大和长期资料积累，我们目前累计记录到约400种取食植物。之前，村民种的冬瓜、西瓜、芒果这些作物，大象基本不吃，它们对这些"外来"的东西是有戒心的。但最近这些年，它们逐渐开始适应人类种植的这些作物，取食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我个人更愿意把这理解成"取食习性的改变"，而不是"习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亚洲象植食性动物的基本属性，但它们的食谱组成和取食选择可能正在发生调整。现在这种，更像是环境压力下的一种渐进式调整，是它们在一点点摸索、试探、适应我们这个人类越来越密集的世界。
80年代，云南野生亚洲象只有100多头，今年 5 月 22 日，国家林草局公布的最新数字，已经接近400头了。短短三十多年，增加了两百多头。作为一种体型庞大、繁殖周期很长的动物，这个增长速度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是几代人辛苦下来的成绩。与此同时，大象的活动范围也在变化。我刚工作那会儿，很少听说大象会走出保护区，它们基本都待在森林里，人和象井水不犯河水。后来慢慢地，大象越来越多地走出森林，活动范围明显扩大，这造成了更多的人象冲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人象冲突跟种群变化、栖息地丧失和碎片化、农业食物吸引、人类活动等等都有关系。
保护区外头，这些年土地利用变化很大，很多林子被橡胶林、茶园所替代，自然生境减少，加上栖息地碎片化，大象接触村庄和农田的机会更多了，这个过程里它们被农作物吸引甚至产生依赖，对农作物的取食不断增加。另外，过去它们比较畏惧人，现在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这么严格，人基本不会主动伤害它，大象跟人接触多了以后，对人的畏惧感在慢慢减弱，而且大象非常聪明，在适应了人类对它的态度之后，胆子也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能看到大象进村寨、进城镇，甚至还会出现2021年象群北上到昆明这种事情。
我们早年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象靠近村寨边上，村民敲锣打鼓、用手电筒照一照，大象自己就会退回森林，很少强行闯入村寨——那时候人和象之间还有一条心照不宣的界线。但近些年，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在新闻上看到大象毁坏村寨，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
西双版纳有个叫香烟箐的村寨，因为地质灾害，进行了整体搬迁，而新寨址又恰好是 大象活动较频繁的区域。搬过去之后，大象经常光顾村寨，甚至还直接闯进老百姓家里，把电饭煲里的饭吃了，玉米、盐撒了一地，屋里一片狼藉。
我们当时想，既然没法完全阻止大象和人的接触，那至少可以想办法，让老百姓能睡个安稳觉，不用整晚提心吊胆。于是我们决定做个试点。2018年，我们用高3米、长800米左右的钢管栅栏把这个村寨围起来了。虽然花了100多万，效果出乎意料地好——从建成到现在，大象一次都没能进去过，它试着找过入口，绕着围栏转，但整个村子围得严严实实，它找不到破绽。这一成果让香烟箐成为了"中国首个亚洲象防护栏试点村寨"。
不过这种方案要推广并不容易。很多村寨规模比较分散，一个村可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周长却有好几公里，一户和一户之间隔着几百米地、几片林子，建设成本会高很多，不是每个村都负担得起。
其实早在90年代，我们就尝试过用电围栏。当时找了两个村寨，把村里的水田用围栏围起来，通的是脉冲电。脉冲电不会伤到大象，只是让它感到不适。最开始效果确实很好，大象被电过一次之后，看到类似的绳子、围栏就会害怕，不敢再靠近。但用了三四年之后，效果越来越差，因为大象发现了破解的办法。后来一次偶然的情况，一棵树倒下来，正好搭在电线上，把电"放掉"了，象群趁机就走了过去。后来它们像是学会了这个诀窍一样，主动把树枝拖过来，架在电线上，放掉电之后再翻越围栏。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大规模推广这套方案。现在还有一些村寨会自发采用类似做法应急，但长期来看，这些物理隔离的办法，大象总能找到破解的门道，它们比我们想象得聪明太多了。
长远来看，想要保护大象、缓解人象冲突，最根本的方法还是需要推进栖息地的修复。
这些年我们总结下来，对于大象来说，坡度在10度以下是比较合适的，一旦坡度超过30度，大象去的概率明显更低；它们不太喜欢郁闭度太高的密林，更偏爱林草镶嵌和林缘地带这种相对开阔的环境，因为林下能吃的东西都在那种半开放的地方；大象还非常喜欢玩水，会长时间待在水里，泡澡、打滚，没有水源的地方，就算植被再好，去的意愿也不高；另外，它们也需要一定面积的林地用来休息、遮阴。亚洲象对空间的需求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几十亩、几百亩的面积都远远不够。
这些年，我们一直尝试修复栖息地。先从保护区内做起，我们做亚洲象食源地建设。最早想法很简单，周边老百姓种玉米，我们就种玉米，他们种甘蔗，我们就种甘蔗，等庄稼成熟的时候，让大象来吃我们种的，减少对老百姓地里的影响。这个逻辑听起来挺直接，但后来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长期种植的都是玉米、甘蔗这类农作物，会不会反而在强化大象对这类作物的依赖和偏好？相当于我们自己在训练它们更爱吃庄稼。
于是我们逐渐调整，现在更倾向于在食源地里种植本地原生植物，不再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这么多年下来，效果还不错。在勐养子保护区，我们已经有一群大象基本固定在某个区域活动，多的时候十三头，平时也有八九头，很少走出那个范围，算是我们这几年做下来最欣慰的一个成果。
但保护区里的限制也确实存在。国家对保护区的条例是很明确的：核心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缓冲区、实验区各有各的规定[1]，相对来说都比较严格，很多我们想做的疏伐、改造，一放到核心区的框架里，就很难推进。不过，严格的限制总归还是为了生态保护，这些年，基层在一线摸索出不少经验，这些经验可以为法律法规提供继续发展的视角。
保护区外的人工林是一个好的切入点，这些林子有的是国有林，有的是集体林，或者老百姓自己种植的经济林，这些林子比保护区灵活些，当然是得在遵守国家划定的生态红线前提下。历史上的人工林长期进行单一种植，经济效益不高，生物多样性低，如果能通过科学且合理的疏伐和乡土植物补种等一系列的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促进人工林的自然演替，有就非常大的潜力为亚洲象、以及更多的动物提供栖息地。这些年来，有些林场或老百姓自己也愿意尝试，也在考虑做一些复合型的林业经营，只要做好规划和沟通，这件事是有希望往前推的。如果我们可以做出有效的示范效果，就可以为保护区内，甚至未来的亚洲象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思路。
从事这个行业三十几年，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我还在继续参与相关工作，只要单位有需要，我都还在做，闲不下来。要说成就感，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亚洲象的种群数量确实在增长。现在全世界范围内，亚洲象数量在增长的国家很少，大部分都在减少，而我们能做到这个成绩，离不开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还有我们这些一线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这是一代一代人接力的成果。
我现在最期待的，是有更多人关注这件事。过去关注亚洲象保护的人很少，基本上是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在自说自话，但这些年明显多了起来，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多机构愿意参与进来。只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关注这件事，亚洲象的保护工作才能做的越来越好。
致谢：张立、潘文婧、杨可人、张安琪、万梅对本文亦有帮助。
